张东宝《大成拳筑基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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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东宝，江西南昌市人，1950年出生，从小喜爱武术，曾习练太极拳，后师从王安平先生习练意拳气功，并先后得到崔有成、王永祥、王玉芳、于永年、曾广骅等先生指导。

胡孚琛为本书作序言《健身蠡测－－意拳（大成拳）与筑基功》序

道学文化是综合哲学、社会、自然、生命等多种领域的大学问。上自哲学思想、自然规律、心灵奥秘、社会理想、宗教信仰、治国用兵之道；中有经世权谋、人生经验、养生之道、医药、健身、武术、修炼诸方技；下至民俗、祭祀、宫观、名胜、音乐、绘画、星命、占验等术数，是一个可以穷理，可以尽性，可以经世，可以修道，可以摄生的庞大文化体系。道学文化应用于技击之术，形成有别于外家少林武术的武当山内家武功。就拳学而论，武当拳、太极拳、八卦拳、形意拳、金家拳、大成拳等，皆属内家拳法。道家之学博大精深，蕴藏着中华民族先哲高超的睿智，非等闲之辈所能测其涯际。道学是真正强者的哲学，而不是弱者的哲学。道学是积极的学说，而不是消极的学说。道学是关怀社会人生的哲学，而不是脱离人类实践的玄谈。道学不是隐士哲学，不是庸人哲学，不是无所作为的哲学，不是与世无争的哲学。老子有“夫惟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之论，儒家学者多将其解释为与世无争的隐士哲学或无所作为的庸人哲学。吾亦讶其“以不争为争”的思想如何落到社会人生的实处？后来参悟道学内家拳法，不禁恍然大悟。拳学本为技击之道，外家拳法多以刚强勇猛、先发制人见长，而内家拳法却讲究以柔克刚，以弱胜强的四两拨千斤之术。仅就社会上人们多习以养生的太极拳而论，号称克敌制胜的拳中之王，其要诀却是在生死相搏中敢于舍己从人，大松大软，直至忘我之境，这岂非“以不争为争”的实例！自汉武帝“独尊儒术”以来，道学文化流于民间，奇人异士聚于山林。近百年来，西方世界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潮涌入中国，“物竞天择，弱肉强食，优胜劣败，弃旧图新”的斗争哲学响彻云霄，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遭到自阉式的破坏，儒道两家的思想都被边缘化。以工业化、城市化、信息化为标志的全球一体化浪潮在带来巨额财富和高消费的同时，也带来环境污染、生态破坏、资源匮竭、灾异频仍和核军备竞赛等威胁人类生存的危机。西方文化的恶果很快促进了中华民族知识分子的觉醒和奋起抗争，先是新儒学文化在海外复兴，进而是新道学文化在国内创立。新儒家学派大多是久负盛名的海内外学人，新道家人士则不限于学术界搞理论研究的学者，而是包括海内外各阶层为创新、弘扬道学文化而忘我奋斗的一大批志士仁人。南昌张东宝先生，就是在中国文化变革中涌现出来的新道家人士。道家学术本来深不可测，张东宝先生却从养生健身的视角，“以蠡测海”，发现许多道学文化的真谛。当代社会各种思潮动荡不息，张东宝先生却怀着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深厚感情，“处士横议”，为弘扬道学文化提出许多有益的见解。如此日积月累，孜孜不倦地写作，终于汇成《健身蠡测――意拳（大成拳）与筑基功》一书，呈献在读者面前。

　　在当今武林中知名的大成拳、形意拳、金家拳，皆源于山西蒲州人姬际可。姬际可字龙峰，生于明万历年间，卒于清康熙初年，享年八十岁。他所传之拳法，名“心意把”，原称“心意六合拳”，相传为宋代名将岳飞所创，著有《岳武穆拳谱》。此拳谱由终南山道教门派传出，姬际可于终南山得谱后又居少林寺十年，参悟多家武学，朝夕苦练，臻于化境，在姬家子弟中流传。此拳法讲究心、意、气、力的相合，深得道家形神兼练、性命双修的真谛。其中“心与意合”，“意与气合”，“气与力合”，名之谓“内三合”；肩与胯合，肘与膝合，手与脚合，名之曰“外三合”，此即“心意六合拳”名称之由来。后来马学礼得其拳法传于河南，称河南心意拳；戴龙帮得其拳法传于山西，称山西六合拳。直到1840年后，李洛能在山西祁县戴家学拳，戴家子弟因山西人“心”、“形”二字发音相近，已讹为“形意拳”，李洛能继承此拳法授徒，为形意拳传播之始。李洛能之形意拳传于车毅斋、宋世荣一支，为山西派；传于郭云深、刘奇兰一支，为河北派。郭云深先生为河北深县人，得李洛能之拳学以半步崩拳打遍天下，遂使深县之形意拳扬名全国。深县人王芗斋先生14岁拜在郭云深门下，由站桩功夫入手研习拳学，尽得其传。后王芗斋先生游学全国，又访“心意把”传人嵩山少林寺方丈恒林和尚、心意派巨匠衡阳解铁夫先生、福建少林寺心意派传人方怡庄先生、鹤拳高手金绍峰先生、淮南拳术名家与“健舞”传人黄慕樵先生、六合心意派名家吴翼辉先生等，集众家之长于一身，遂创意拳，于1929年始在上海传授意拳，尤彭熙、赵道新等拜在门下。王芗斋先生以意拳屡克强敌，曾任陆军部武技教练所教务长等职，名震京师，世界轻量级拳击冠军匈牙利人英格、宋子文保镖挪威拳击家安德森、日本柔道和剑道名家泽井健一、渡边、八田、宇作美、日野诸人，俱败在他的手下。1937年，王芗斋先生应北平张壁（字玉衡）及齐振林先生之邀，定居北平。1939年，王芗斋先生在北京四存学会教授意拳，门下弟子有韩樵、赵道新、张长信、高振东、卜恩富、张恩桐、洪连顺、周子炎、姚宗勋等，以武会友，成一家之拳学。张玉衡先生认为王芗斋先生之拳学已集我国拳术之大成，请以“大成拳”名之，盛意难却，从此意拳又称大成拳。“大成拳”之名非王芗斋先生本意，且违其“拳学无止境”之训，但拳学至王芗斋先生而由术入道，“诚与老、庄无为而无不为之学理相通”，确实达到道学文化之大成境界了。1949年以后，王芗斋先生转以教授养生站桩功作医疗保健为主，仍在北京中山公园等地授徒，从学者甚众。在王芗斋先生门徒中，以技击术见长者，有上海尤彭熙、天津赵道新、北京姚宗勋等人，传其衣钵。以养生站桩功见长者，有于永年先生、王玉芳女士（王芗斋之次女）、秘静克女士、曾广骅先生等。另有日本泽井健一先生在被击败后拜王芗斋先生为师，将大成拳传入日本，称名“太气拳”，1976年在日本出版《中国实战拳法太气拳》一书。王芗斋先生的入室弟子，对技击、养生多能融汇贯通，盖大成拳学既已臻道境，必能由道生术，自己创造发明出许多新意，其于技击之术或养生站桩医疗保健之术皆能独有所得。现在大成拳学已推向全世界，其二传、三传、四传弟子中佼佼者亦不可胜数矣。另有金家拳（又称金家功夫），亦源于山西姬家。清代有道士金一望者，原籍蒙古，与马龙、马虎兄弟同在福荫寺学拳，为姬家拳术所败，因之金一望道长与马氏兄弟特往拜师学拳，被拒之门外，于是三人轮流于夜间偷上房顶密探窃艺，经三年而得其秘。金一望道长悟解特高，独得真传，马氏兄弟转生嫉妒，意欲加害，金道长为避祸潜行至蜀，寓于梁平袁家，传袁培、袁发、袁一才三兄弟，又传李丹翼、李少候、丘六老爷、张占宽父子。其中以李丹翼得其大成，但惟李少候有传人。李传梁邑之麻贵廷，麻传梁平之万玉成，梁平东路石安场人周之德从万玉成学拳，尽得其传。周之德（1897－1976）拜师学艺于清末，艺成已入民国，其徒即先师重庆忠县张义尚先生（1910-2000），现得其真传者有其子张力等人。金家功夫乃技击之绝学，我已命学生代其整理成书，名《武学传薪》，与其《丹道传薪》、《中医传薪》不久将问世。金家功夫仅有开合两个动作，又名开合功，而王芗斋之大成拳则扫去一切套路，以无着胜有着，皆入道学之化境。我的童年是在沧州市吴桥县度过的，那里是全国知名的武术、杂技之乡，自幼耳濡目染，雅好武术健身之学。20世纪70年代末在广州中山大学读书期间，以殊胜因缘，得道教内丹法诀之传，尔后接受钱学森教授的建议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改行研究道学。其间师从于永年先生学习站桩养生功，又多得秘静克女士之指导，不觉修习站桩十三个年头，至今于永年先生已度过八十五岁寿诞，秘静克女士也届九十三岁高龄。张东宝先生本在南昌师从意拳传人王安平先生修习浑元功，王安平先生之师即王芗斋弟子王斌魁先生。前些年我邀张东宝先生来京年馀，他在京期间常带其好友和师兄弟来舍下切磋学问，他的书稿能有机会出版，我甚感欣慰。

我所器重张东宝先生之处，就是看到他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热爱，因之他不能容忍那些阉割、诋毁传统文化的谬论和思潮。在这方面，我们只要看一看台湾那个自称是“半个日本人”的败类岩里政男（李登辉）的所作所为，就会一清二楚了。李登辉为了达到将台湾从中华民族分裂出去的目的，首先就是要割断台湾同大陆传统文化的纽带，推行“去中国化”。他进而提出将中国大陆分割为七块的“七块论”，支持“藏独”、“疆独”、“蒙独”等分裂中国的阴谋。其实“台独”的路根本走不通，他们的目标，无非是将台湾再次沦为日本的殖民地，或者加入美国的版图。美国要独霸世界，他们决不希望在世界东方崛起一个强大的中国，这就是他们坚持“冷战思维”，用台湾和日本牵制中国，将中国作为战略竞争对手的原因。日本在美国或明或暗的支持下复活军国主义，也把台湾作为侵略中国的跳板。当前日本和美国希望大陆和台湾维持现状的政策，决不是长久的政策，而是他们眼下力不从心的权宜之计。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指出：“黑格尔在某个地方说过，一切伟大的世界历史事变和人物，可以说都出现两次。他忘记补充一点：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作为笑剧出现”。（《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603页）德国人在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失败之后，认真反思了希特勒法西斯给欧洲人民包括德国人民带来的战争灾难，走上同欧洲各国团结、统一的和平道路。日本人在经历过一次战败后与之相反，他们拒不对亚洲邻国的侵略和惨绝人寰的野蛮屠杀认罪，反而掩饰和美化这些侵略罪行，参拜靖国神社里的东条英机等法西斯战犯，垂涎周边国家的领土，迫不及待地复活军国主义，为参预分裂中国的台海战争做准备，做着第二次建立日本“大东亚共荣圈”的法西斯旧梦。李登辉的“七块论”，发出的正是日本法西斯军国主义者的心声，台湾的“去中国化”就是“日本化”，是日本军国主义者连做梦都想做的事。因此当前中国虽然面临着巨大的发展机遇，但决不是什么“太平盛世”。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一个国家的经济腾飞必须有先进的社会民主制度和规范的市场机制作保障，否则就会加剧社会两极分化并发生结构性的腐败现象，进而造成少数人吞噬社会财富和盲目浪费国家资源等弊端且出现投资过热的泡沫经济。在这种社会转型的历史关键时刻，要消除结构性的腐败和创建合理的政治、经济制度，必然要在思想领域肃清不合时宜的旧观念和多年的“内战思维”，以政治家的雄才大略开创科学发展观并伴随着一次新的思想解放运动作先导。邓小平“三个有利于”的理论是对党内教条的假马克思主义的重大突破，我们在21世纪当务之急是“争取世界和平”，“尽快完成海峡两岸和平统一大业”，“消除党和政府的结构性腐败现象”，不给国外敌对势力分化、西化中国的阴谋以可乘之机。凡是有利于实现这些目标的，就是符合中国国情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台湾国民党连战主席和亲民党宋楚瑜主席的访问大陆和对中山陵、黄帝陵的参拜说明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是联系两岸同胞的心灵纽带，孙中山先生的思想是海峡两岸和平统一的最大公约数。然而近百年来，《天演论》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潮成为我国走向现代社会启蒙思想的主旋律，鼓吹一种砸烂旧世界的斗争哲学。继之而起的否定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思潮；以政治手段人为消灭宗教的思潮；以“科学主义”、“技术主义”、“工具理性万能”的旗帜破坏生态，征服自然界的思潮；乃至在政治斗争和经济活动中你死我活、唯意志论的极左思潮，一时甚嚣尘上。在“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郭沫若先生痛斥的那批“政治流氓、文痞”，又将所谓“两条路线的斗争”看作是“国共两党的斗争”。这种“内战思维”不仅使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遭到毁灭性的浩劫，而且使国人一直对孙中山先生的《建国大纲》、五权宪法、三民主义缺乏正确的理解和重新审视。须知日本军国主义势力对中国大陆和台湾的“西化”和“分化”，决不是要推进中国大陆和台湾的民主宪政体制使之统一、富强起来，而是要割裂海峡两岸的文化纽带和政治共识，使中华民族长期“分裂化”、“殖民化”、“日本化”。建国以来那些精于“大批判”的假马克思主义政治骗子，就是“西方文化中心论”的狂热信奉者，他们配合李登辉等民族败类在中国大陆推行“去中国化”，做了国外敌对势力想做又做不成的事，使我们错过不少民族统一复兴的历史机遇。例如我们没有利用半个世纪的历史良机把道教的关帝信仰、佛教禅宗和孔孟的儒家伦理传播到西藏、新疆和内蒙古少数民族地区，从而在心灵根基上加深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纽带，反而对拉萨药王山的关帝庙等文化古迹“破四旧”，这些愚昧之举正中“藏独”分子的下怀。我们也没有充分利用道教的妈祖信仰以巩固中国大陆和台湾、东南亚华人的血肉联系，反而以反宗教、无神论的教条去割裂这种文化纽带。更有甚者，一些“政治流氓、文痞”又“精生白骨”，将自己装扮成启蒙“中国13亿愚民”的“科学之神”，鼓吹西方早已过时的“科学主义”、“技术主义”、“工具理性万能”的反动思潮，扼杀中国原创性的科学研究，乃至打着“反伪科学”的幌子对所谓“汉字优越论”展开“大批判”，倡导“汉字拉丁化”，妄图一举拔掉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老根，这比李登辉推广闽南话、美化日本殖民史的“去中国化”阴谋更加狠毒。在伟大的抗日战争中，中华民族的社会菁英和全国军民万众一心浴血奋战，但也出现了上百万汉奸和伪军，这些败类是我们民族的耻辱。今天，面对这些民族败类的倒行逆施，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本身就是我们综合国力的基本要素，热爱中华传统文化就是爱国。张东宝先生是一位民间学者，但是他的著述中呈现出一颗“位卑未敢忘忧国”的赤子之心。我希望读者能从他的著述中体悟到，中华民族要统一和复兴，首先需要民族传统文化的统一和复兴，一个民族所能得到的历史机遇并不会很多，我们应该清醒地顺应历史潮流抓住机遇，中华民族不应该再错失历史良机了。


　　　　　　　　　　　　　　　　　　　　　　　　　　　　　 胡孚琛
　　　　　　　　　　　　　　　　　识于中国社会科学院
　　　　　　　　　　　　　　　　　　　2005年5月20日